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文明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的逻辑基础

地矿科技助理

以下文章来源于规划中国 ，作者靳东晓

规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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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级国土空间规划正在轰轰烈烈编制当中，但将“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以资源为本”的土地利用规划进行整合的逻辑基础尚未达成共识。本文介绍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窘境及紧迫性，提出“多规合一”的逻辑基础是“以生物多样性为本，大力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并结合案例介绍了加强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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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东晓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本文来自：规划中国

1 研究背景

1.1 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习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理论，指明了人的命在田，田的命在水，水的命在山，山的命在土，而土的命在林，人—田—水—山—土—林，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寓意了其间生物多样性的内涵，指明了生态文明的空间载体。

1.2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综合，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蒋志刚，《保护生物学》，1997年）

“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关注生物资源的保护问题，并在拯救珍稀濒危物种、防止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等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1992年6月11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同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公约》，之后，中国在履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十年回顾，《中国环境报》，2002年5月22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于2020年在我国举办，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肯定（图1）。

我国作为世界上12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高等植物35000多种、脊椎动物6347种。我国不仅物种丰富，而且物种特有程度高，高等植物特有种约有17300种，脊椎动物特有种达667种。我国的遗传资源也十分丰富，是世界上农作物八大起源中心之一（《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因此，我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全球生物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图1 左图为第51个世界地球日主题宣传周材料；右图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于2020年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的宣传材料，大会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图片源于网络。

1.3 国土空间规划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确立了空间规划体系的总体框架和编制要求，对空间规划的实施与监管、相关法规政策与技术保障作出规定，并对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具体要求。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2019年6月）吹响了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的进军号，亟需在理论层面、规划实践层面进一步明确保护生物多样性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作用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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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力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紧迫性


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部分。如果说遗传多样性与空间规划关系尚且不大的话，那么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均与国土空间规划密切相关，迫切需要在空间规划中研究落实。


2.1 动物


中国有脊椎动物6347种，其中鸟类1244种，占世界总数的13.7%；有鱼类3862种，占世界总数的20.0%，均居世界前列；已知脊椎动物有667个特有种，特有类型之多更是中国生物区系的特点。中国拥有众多有“活化石”之称的珍稀动物，如大熊猫、白鳍豚等（《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


资料表明，在过去的50多年里，海南岛共有200多个物种濒临灭绝；362种鸟类中，有100多种近年来已难觅其踪（海南省生态环境厅，《海南岛中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规划（2017-2030）》，2018年11月）。管孔窥豹，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形势不容乐观，以下从“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三个角度描述下动物们的生存窘境。


2.1.1 “天上飞的”以白鹤为例


全球共有8条候鸟迁徙路线（图3），其中经过我国的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是鸟种数量最多、也是鸟类面临威胁最大的路线。在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沿线的22个国家中，我国的滨海湿地是候鸟迁徙的枢纽。

图2 白鹤，图片源于网络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黄鹤乃白鹤幼鸟），全球目前仅有4000余只白鹤，为“极危”物种。白鹤在江西鄱阳湖越冬，春天迁徙到5000公里外的西伯利亚北部的北冰洋沿岸繁育后代。沿途浅水湿地是长途旅行中休息觅食、补充体力的“驿站”，但盗猎者的枪、夹子与有毒饵料，疯狂采砂的骆马湖，围湖造田的丹阳湖、石臼湖，渔网网箱遍布的湖泊，网箱养殖的滨海，沿海工业港口建设等，都成为白鹤迁徙漫漫长路上的梦魇。《中国国家地理》2019年11期，以“诺大中国，白鹤难歇”为题进行了详尽报道（图3）。

图3 来源：左图，《中国国家地理》2016年6期；右图，《中国国家地理》2019年11期。


2.1.2 “地上跑的”以大熊猫、雪豹为例


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但由于人类活动影响，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40年间，大熊猫的栖息地被吞噬了4/5，现仅分布于陕西秦岭南坡、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高山深谷（秦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及凉山六大山系），横跨川、陕、甘3省的45个县市（图4）。根据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1864只，栖息地面积25766平方公里且被隔离成33个孤立种群，其中，有10个种群数量小于30只的种群具有灭绝风险；在大于30只的种群中，大相岭中部大相岭B种群和岷山南部岷山L种群，由于种群密度低和受汶川大地震影响，保护形势不容乐观。尽管大熊猫的灭绝风险从“濒危”下调为“易危”，但由于栖息地受路网、矿山、水电站和景区等阻隔，以及社区居民放牧、耕种和大面积栽种经济林木等生产经营活动干扰，形成了互不联系的孤岛状分布，导致种群分割，且栖息地中小斑块较多、连通性差，栖息地破碎化仍是威胁其生存的主要因素。（资料改编自《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征求意见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2019年10月）

图4 野生大熊猫分布图示，图片源于网络


雪豹是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对维持草原生态平衡起到关键作用。资料表明，一只雪豹的健康生存，至少需要三四百只岩羊，而支持三四百只岩羊，至少需要一百平方公里的草原（“255个！三江源雪豹部分重点分布区确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 http://www.forestry.gov.cn）。因此，拥有生态环境良好的草被以及蹄类动物种群的稳定，才能构建起“草场面积与质量决定了岩羊数量，才能保证有越来越多的食物供给雪豹，雪豹过多又将吃掉较多的岩羊”完整的草原生态食物链，如果说人类活动表面上是干预了草原面积，实际上是影响了雪豹的生存与发展。这个道理适合大多数陆生动物的生存法则。


2.1.3 “水中游的”以中华鲟、绿海龟为例

图5 中华鲟，图片源于网络


我国共有1000多种淡水鱼类，长江水系现有400多个物种，其中特有鱼类156种，野生种群都面临着灭绝或种群数量下降的艰难处境。有着1.4亿年历史的“活化石”中华鲟属洄游性鱼类，性成熟个体沿长江溯河洄游3000公里左右，在四川宜宾市至屏山县一带产卵繁殖；幼鱼沿江至海生长，从十几厘米长的幼体长至几百公斤的大型鱼类。然而，1981年葛洲坝竣工，中华鲟的洄游通道被中断。上世纪70年代，中华鲟尚有万余条，目前乐观估计不足百条，已濒临灭绝（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绿海龟是各种海龟中体形较大的一种，除了上岸产卵外，终其一生都栖息在水生植物茂盛、海草丰富的浅海区域，幼龟偏肉食性，长大后变为杂食。绿海龟在演化过程中仍然保留了部分祖先的生活方式，必须回到陆地上产卵、繁育后代。恰是这种习性，导致其被列入濒危物种。性成熟的绿海龟会经过长达1000公里的洄游返回到自己出生地附近的海域，雌雄交配并选择高潮线以上的松软、有植被覆盖的沙滩，扒开深达半米蛋坑，产下100-200枚乒乓球大小的卵，再用沙掩埋；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孵化期，稚龟在夜间破壳而出，拨开蛋坑上方厚重沙土爬上地面，快速爬向大海；借助海浪推动前往远海，从幼龟到成年，绿海龟一般需要20-50年（根据《中国国家地理》2019年11期改编）。


海龟在洄游的过程中，有着准确的季节性、目的性和固定的路线，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导致其生存危机。绿海龟数量在过去的50年中急剧减少，人类的活动对绿海龟的影响最为严重。人们为了商业利益收集海龟蛋、捕猎海龟食用、用它的甲壳来做药材和装饰品等；滥捕乱杀及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致使绿海龟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化；孵化时的温度决定了海龟的性别，全球变暖破坏了海龟种群的性别比例平衡；陆地、海洋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划线、建墙进行“保护”，阻断了海龟繁殖的路径。


2.2 植物


植物支撑了地球和人类的生存，但由于人类活动、全球变化及植物自身的原因，全球38万多种维管束植物中的20－30%受到威胁，中国的3万余种维管束植物也有15－20%受到威胁（中国在履行《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中取得进展，华南植物园，2019年1月10 日）。


2002年启动的《全球植物保护战略（Global Strategy for Plant Conservation 2002－2010，2011-2020》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支撑内容之一，我国完全采纳了这个战略并在2008年制订了战略及行动计划。尽管中国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气候变化和人为破坏等原因，生态破坏还十分严重，生物多样性丧失正在迅速加快，亟需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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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的逻辑基础


人类发展史，俨然就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史、“博弈”史。在原始文明时代，人采取“巢居”、“穴居”的方式遮风挡雨、躲避野兽，通过集体捕猎维持人类的基本生存，可以说人“依附于自然”；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加，人类耕种的范围越来越大，致使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逐步趋小，但总体上来看人与自然仍属于“基本和谐”；短短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不仅消耗了大量资源，还带来了巨大的污染，也带来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说非典、新冠等都是动物对人类的报复，是大自然对人类过度消费地球的反抗，表明现有生态资源环境消耗模式难以支撑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亟需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未来，我们发展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是生态文明，其核心要义是要善待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针对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后城市快速发展带来“城市病”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促进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从《雅典宪章》到“马丘比丘”宪章，均“以人为本”研究解决城市的空间组织、发展问题；而回应“中国威胁论”与“粮食安全”，围绕保护18亿亩农田逐步形成、完善了“以（耕地）资源为本”的土地利用规划，建立了“以土地供给制约引导需求的规划编制体系和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规划实施制度”（罗伟玲，《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刚性与弹性》，国地资讯，2020年5月8日）。目前，国家开始构建“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众多专家也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但什么是将“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以资源为本”的土地利用规划进行整合的逻辑基础尚未达成共识。


2019年11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为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提出若干指导意见。但可能由于理解的偏差，许多地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更多的是基于“重要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防护等功能的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以及生态极敏感脆弱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海岸侵蚀等区域”，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维护”。因而在现实工作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某些领导“为了促进地方发展，要尽可能少划生态保护红线；或在城区周边减少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到郊区去补划”的要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刚性”无从谈起。


《某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针对“生态空间缺乏、保护利用兼顾、休闲需求众多、实施管控艰难”等四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以公园城市理念满足市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森林城市理念构建超大城市韧性生态系统，以湿地城市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公园体系、森林体系、湿地体系’和‘廊道网络、绿道网络’建设，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满足居民的休闲需求”的目标愿景。由于规划没有分析动植物生存状况问题以及如何围绕动植物展开相应规划内容与措施，因此，也就无法判断此规划目标实现之日，该市的生物多样性问题是否得到了根本改善。


从安身立命、小富即安的角度，人类可能无法理解：北京雨燕每年飞行3.8万公里、中华鲟溯长江洄游3000公里、白鹤迁徙5000公里、不间断飞行一万余公里的斑尾塍鹬……这些迁徙、洄游的动物们这么千辛万苦，为什么？为了生存，迁徙是动物适应自然环境的本能反应，“把基因传下去是每一个生物的终极目标”，如果我们在这些动物迁徙、洄游途中设置这样那样的“陷阱”，则与“图财害命”无异，给人类的启示就是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存发展需要而扼杀其他生物延续生命的机会。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新时代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是生态文明建设乃至中华民族发展的唯一载体。“国土空间规划要体现国家意志”（陆昊），个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当下最大、最为关键的国家意志，因而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努力解决好“人地关系”，“以生物多样性为本，大力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是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逻辑基础。


通过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即促进区域内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全面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环境退化趋势，确保关键生态系统、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得到优先保护，共同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这也将是判断国土空间规划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从最低要求看，加强生物多样性分析，是我们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关键要素，是我们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底线”的“刚性”所在。总之，生物多样性维护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并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就是维护全球生命共同体。


4 保护生物多样性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研究内容与案例借鉴


在谈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时，很多年轻的规划师经常反问“难道我们还要负责动植物规划吗？”更有甚者讲“大熊猫死光了又能如何？”

图6 大熊猫，图片源于网络


由于专业局限，我们不太可能关注大熊猫“遗传多样性”问题，但是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加强大熊猫栖息地间连通廊道和走廊带建设，增强栖息地的协调性和完整性，实现隔离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从根本上降低局域小种群的灭绝风险”（《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征求意见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2019年10月）等与空间相关的“生态系统多样性”工作还是国土空间规划中必须关注的。


4.1 加强生物多样性研究是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前提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应仅仅成为宣传口号，更不应该成为国土空间规划“换汤不换药”的标签，生态文明、生态优先要在空间规划中认真落实。


国土空间规划包含了生态文明建设与高品质生活两条主线，其中与生态文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作至少包括：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保护生物多样性及以自然保护地体系为主的生态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保障生态安全；加强自然景观资源保护与魅力空间构造，加强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等。


关于生物多样性研究，《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2019年6月）在规定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审查要点时明确了“生态屏障、生态廊道和生态系统保护格局”。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20.01.17）则细化了规定“依据重要生态系统识别结果，维持自然地貌特征，改善陆海生态系统、流域水系网络的系统性、整体性和连通性，明确生态屏障、生态廊道和生态系统保护格局；确定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区域；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为珍稀动植物保留栖息地和迁徙廊道；合理预留基础设施廊道。”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南（试行）》（2020.01.21）明确了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指出要从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资源三个层次进行评价，在生态系统层次，将需优先保护的森林、灌丛、草地、内陆湿地、荒漠、海洋等评定为生物多样性维护极重要区；在物种层次，参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及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确定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物种为保护目标，将极危、濒危物种的集中分布区域、极小种群野生动植物的主要分布区域确定为生物多样性维护极重要区；在遗传资源层次，将重要野生的农作物、水产、畜牧等种质资源的主要天然分布区域确定为生物多样性维护极重要区。


2020年3月，本人在起草有关文件时，建议在市县国土空间规划中应该进一步细化相关内容，至少应包括：摸清本地生物多样性状况、存在主要问题；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生态屏障、生态廊道和生态系统保护格局；明确本地标志性物种，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为珍稀动植物保留栖息地和迁徙廊道，解决孤岛式保护带来的问题；维持多样性自然地貌特征、种植动物食源性农作物，加强动物生存保障；加强植物群落、生境及生态系统的保护、管理和恢复，保护植物多样性，明确可持续使用植物多样性的原则与措施；优先保护以自然保护地体系为主的生态空间，明确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布局、规模和保护名录及范围；落实、细化、校核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维护生物安全和生物多样性，构建连续、完整、系统的生态系统保护格局，提升生态产品的资源和资产价值等。

地矿科技助理

4.2 部分案例借鉴


4.2.1 深圳湾航道疏浚环评公示终止及其启示


2020年3月，微信群因《一只深圳湾的候鸟值多少钱？》（刘婷，植物设计志，2020年3月26日）而引发热议，因广东省航道局深圳航道事务中心委托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的深圳湾航道疏浚工程（一期）环评报告书涉嫌抄袭，最终于3月27日被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决定终止正在开展的该项目环评公示。


该文章介绍了《深圳湾航道疏浚工程（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部分内容（图7）。即建设一条深3.1米、宽120米、长8.8千米的航道，用于“海上看深圳”坐船游深圳湾旅游项目。作者认为该工程存在重大问题：穿过深圳湾重要滨海湿地红线区，以及南海北部幼鱼繁育场保护区；对鸟类的影响被忽视，可能造成底栖生物不可逆毁坏14.53吨、游泳生物约136.22吨、鱼卵仔鱼换算为鱼苗损失量为21.9万粒；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存在的溢油风险对中华白海豚和临近红树林生态群落造成威胁。

图7 资料来源：《深圳湾航道疏浚工程（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


我为此事的进展过程表示欣慰，从全国层面看，尚且不说仅仅是一条“航道”，我国近半数的滨海湿地被围垦固化，也没有看到如此之多的“舆论正义”，正如南兆旭所述“民间显现了温暖而理性的力量，政府显现了足够的包容。在这期间，市民、志愿者、公益组织写下了一批文案，这些文案专业水平的高度、科学常识的严谨、浸透其中的公民意识和家国情怀，让我们敬佩而感动，也让我们为这个城市骄傲。”（南兆旭，《深圳湾三思》，城PLUS，2020年4月15日）


“向大海要地”曾几何时成为沿海地方政府的“雄心壮志”，本人暂时没有确切数据表明到底围填了多少海洋，但人类的生产生活空间不断挤占着鸟类的栖息地、补给站是不争的事实。“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红树林自然保护区22个，保护面积约占中国红树林总面积的77%。”（鄂歆奕 王 晶，《共护蓝色生态—近年来，我国走出一条公众参与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之路》，中国自然资源报，2020年4月22日）沿海工程项目将可能影响红树林保护，进而影响到候鸟的栖息。“滨海湿地（含沿海滩涂、河口、浅海、红树林、珊瑚礁等）是近海生物重要栖息繁殖地和鸟类迁徙中转站，是珍贵的湿地资源，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完善围填海总量管控，取消围填海地方年度计划指标，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国发〔2018〕24号《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 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2018年7月14日）国家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市民、志愿者、公益组织以及专业团队的作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到底。但愿“诺大中国，白鹤难歇”的尴尬不再重演。


4.2.2 莱茵河“鲑鱼-2000计划”及其影响


莱茵河是西欧第一大河，全长1232千米，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传统的欧洲大河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运输大动脉之一；沿岸生产了世界1/5的化工产品，致使其一度成为欧洲最大的“下水道”。为恢复莱茵河流域水生态系统，上世纪八十年代沿岸各国制订了“莱茵河行动计划”，其主要目标是让莱茵河的标志性鱼类——鲑鱼在2000年重返莱茵河。为此，沿岸各国签署《莱茵河保护公约》，自行采取必要措施，限量排放可能影响水质的污水；沿岸各国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用于治污和生态系统建设，包括建污水处理厂、大量的湿地，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恢复森林植被等。到2000年，莱茵河全面实现了预定目标（根据网络有关资料整理）。


2020年1月17日生态环境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告已经存活了近1.5亿年，中国长江流域特有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白鲟彻底灭绝；在长江中生活了2500万年的白鳍豚，20世纪90年代仅有13头，2006年中外科学家大规模搜寻后宣告“功能性灭绝”（《中国国家地理》2019年2期）。


一系列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要有作为，更要主动作为。我们要研究沿江、沿海地区的产业布局与洄游鱼类栖息地之间是否有冲突，如有，国土空间规划如何调整应对？流域规划，是否将灭绝鱼类的回归、濒临灭绝鱼类的种群扩大作为生态恢复的重要检验标准？若干疑问，均需要我们在相关空间规划中明确回答。


4.2.3 威宁草海湿地、康平县卧龙湖的得与失

图8 黑颈鹤，图片源于网络


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黑颈鹤，是亟需挽救的濒危动物；在四川若尔盖湿地、青海湖等地繁殖，迁徙800-1200公里到云贵高原越冬，贵州威宁县草海是黑颈鹤自然种群密度最高的越冬地。


在编制草海湿地规划时，注意到由于越冬候鸟数量大，在雪冻较大时鸟类觅食有一定困难，项目组提出了规划举措：（1）采用补贴种植、冬季不收割或者少收割，遗留部分农作物给越冬鸟类。（2）采用生态化种植方式，不滥施农药、化肥，多种冬小麦、豆类、玉米，优化鸟类栖息环境。（3）草地、林地、灌木地交错布置，安排一定的大面积开阔草地，给黑颈鹤等大型禽鸟起飞和降落空间。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加强保护”，试图通过筑坝以提高水位、扩大水面面积。如按照2173米高程蓄水（图9），草海能增加水面约15平方公里，但引发的问题是鸟类夜宿区会减少92%（约6.8平方公里），觅食地减少65%（约25.22平方公里），将成为断绝黑颈鹤食物来源的“灭顶之灾”。规划师为鸟代言、力战群雄，避免了生态灾难。（中规院《贵州省威宁草海湿地整合规划》缩编）

图9 来源：中规院《贵州省威宁草海湿地整合规划》


与此案例相反，沈阳康平县卧龙湖“一米之差”决定了鸟类的生死。如图10，2010年，卧龙湖水域面积较小，湖中间露出大面积滩涂裸地，看起来不甚美观，但每年有近千只白鹤；2014年，卧龙湖筑堤蓄水，水位升高1米，青绿色的湖水像一块大翡翠，虽“美观”但连续4年很少看到候鸟停歇；2017年，卧龙湖重建水位调节系统，适宜的水位让一度消失的候鸟再次回归（改编自《中国国家地理》2020年2期）。

图10 沈阳康平县卧龙湖，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20年2期


卧龙湖的曲折故事源于地方政府决策及《康平县卧龙湖暨康平县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规划提出了将卧龙湖建设成为“生态养生湖泊旅游目的地”，研究“到位”、措施“得力”，但唯独没有考虑鸟类的“感受”。还好拨乱反正，今年3月卧龙湖迎来了候鸟迁徙季。全球15种鹤类中在中国迁徙的有9种，每年来卧龙湖自然保护区的有白鹤、丹顶鹤、白头鹤、白枕鹤、灰鹤、蓑羽鹤等6种。近日，新发现了4只罕见的沙丘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华盛顿公约保护的濒危鸟类）、12只全球极度濒危物种青头潜鸭（全球仅存1000只左右），说明卧龙湖湿地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http://kuaibao.qq.com/s/20200321A0PUPG00?refer=spider）


无论江河湖海的水面大小，不应以人的喜好、人的意志而随意扩大、加深，应研究它对动物们的影响。先研究动植物的生存状况、活动规律，再决定我们的规划措施，这可能是我们研究生物多样性得到的最大启示。

地矿科技助理

4.2.4 为野生动物建设专属通道


人类高速公路、公路、铁路等交通线改变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与速度，但撕裂了野生动物的家园，为了生存繁衍，许多动物不得不铤而走险而命丧车轮，因此，像建设城市人行过街天桥一样，要给野生动物建设更多的“动物通道”，这可能是在区域尺度研究、微观尺度加强建设的工程措施。


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规划建设了44处野生动物通道（其中6条高架、38条下穿）以方便动物在自己家园中迁徙和穿行，被誉为世界动物通道规划建设方面的“榜样”（图11、图12）。我国的野生动物通道建设起步较晚，正在不断改进当中。图13为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横跨五环路的“动物廊道”，是我国首条城市公园生物通道，为生活在该区域的上百种小型哺乳动物和昆虫提供了桥梁，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资料引自《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3期）。

图11 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通道图示，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3期

图12 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动物通道（左图），保护游人的拦网与门（右图）；作者自摄

图13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动物廊道”，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3期


5 结语


各级国土空间规划正在轰轰烈烈编制当中，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验教训足以让我们警醒，如果仅仅关注自然资源的保护，而或略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那么我们的发展将可能与生态文明理念相悖。如同社会多元性的价值在于提高城市和国家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那样，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在于提高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将大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引领人类以新的文明形态永续发展。


作为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以生物多样性为本，大力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是“多规合一”的逻辑基础，在宏观、中观、微观各个层面均有大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工作内容需要认真研究对待。当然，由于不同地区的“尺度”存在较大差异，为此建议：在区域尺度或市县域层面，应更多地强调以“动植物”为本，以保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刚性”；在城区尺度（宜人的尺度），应更多地强调“以人为本”塑造城市高品质人居环境，以满足高品质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