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北京丰盛胡同3号地质研究所教室。后为中国地质调查所所址及地质矿产陈列馆 判定一项工作是否正式开始或启动,或者考证这项工作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尤其像地质调查工作这样事关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状态与沿革,事关一个国家经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大事项,恐怕得有几个令人信服的“杠杠”或者说硬性的“尺度”来衡量,否则是难以令人心服口服的。比如:这项工作当时是不是已有比较成熟的发展理念与理论指引并付诸实施;是不是有了被政府认可的法定机构并能够相对独立地运作;是不是拥有可靠的经费来源;是不是拥有必备的人才队伍;在行业或社会上的认可度;等等。 中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是从辛亥革命后起步的,这不存在什么争议。但究竟应该从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正式设立地质科算起,还是从1913年6月民国政府设“工商部地质调查所”算起,亦或应该从1916年民国政府改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为直属的“地质调查局”算起,却并不是没有争议或不同意见的。而以这些硬性的“杠杠”或“尺度”来衡量,我们认为,中国的地质调查从1916年算起是比较科学的,也是能够经得起推敲与检验的。 下面我们即从这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并就教于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 (一)开展地质调查的理论与思路趋于成熟 开展地质调查工作,首先得有地质学理论的指引。笔者在《中国的地质调查为何会在辛亥革命后出发》一文中已有论及,作为近代科学的地质学,是在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缓慢向近代化进化的过程中传入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的,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具体地说,近代地质学知识传自西方,用近代科学方法对中国的地质矿产进行调查也始自来华的外国人。 按照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地质学在中国是按照器物(技术)层、思想层、教育层和机构层这个过程推进的。从16世纪后半叶的“西学东渐”,即西方近代地质学传入中国进行第一次启蒙,引进、消化、吸收和本土化,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学科建制,培养本国的地质人才,到建立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研究与地质调查,大概历经了长达3个半世纪的艰辛曲折并充满坎坷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近代地质学及其所承载与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一经传入中国,便与科学、民主、爱国等优秀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冲刷了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近而为近代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为地质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以磅礴之力催化着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以“矿业求富”以及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地质勘查事业的理想。 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提到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其实,早在1894年,孙中山先生就在其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只有通过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才能救中国的经济纲领。辛亥革命后,国家建设问题成为孙中山思考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其实业救国的思想也日臻成熟。在著名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先生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煤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为近代工业的主要物。”在其《实业计划》的六大计划中,就有一部分是“矿业发展”。孙中山先生指出,要通过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实现实业强国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成立,就在实业部设立矿务司并专门设立地质科的原因。 1911年,章鸿钊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毕业,归国后任京师大学堂农科地质学讲师,成为“讲授近代地质学的第一人”。1912年,章鸿钊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稍后,他接连在中华地学会所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中华地质调查私议》、《调查地质咨文》等文章,其中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中,他痛陈中国地质调查之重要,我国地质在世界所占的地位,我国地质调查的时机,并列举英、法、奥、德、俄、意、美、日等东西列强的调查机构,建议在鼎革之初,应随新兴的国运立即工作,还提出具体建议:亟设局所(即地质调查局或所)以为之经略之基……亟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广测量事业以制舆图。文后还发表了《附设地质调查学校缘起》,并拟定了学校简章。 1913年,续任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的丁文江写了一份《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其中写到:“夫欲兴矿业,必先知矿质之优劣、矿床之厚薄……今若以十五年为期,首三年为试办期,第三年后逐次增加调查员若干人,地质之外同时从事于地图之测量,至十五年可望普及全国”。他在说明书中强调“今日地质之急需”,提出应迅速筹划之两件大事,即成立地质研究班(后改名“地质研究所”)与地质调查所,前者目的在培养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后者目的在于从事野外实际地质调查。 这些堪称中国地质事业奠基性的论述,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开展地质调查的重要性、时机,并提出了建立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的具体路径。这些理念与思路的成熟,为中国地质事业和地质学术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已经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地质调查机构 参阅李学通先生的《地质调查所沿革诸问题考》、张尔平先生《90年前的中国地质调查局》等诸多文献,我们不难理顺并勾勒出中国地质调查机构最初成立的历史脉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宣告了延续267年的清王朝被推翻,同时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当年年底,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国。 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正式设立了地质科,章鸿钊任科长,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以“地质”命名的机构实体,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质行政机构。 1912 年4月,临时政府迁都北京。实业部分为工商部和农林部,矿务司地质科隶属于工商部。时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司长的张轶欧沿袭了原南京临时政府的建制,在矿政司里也设地质科。张轶欧早年留学比利时习采矿,懂地质。他聘请留学英国的丁文江任科长。丁文江到任后,把原任南京临时政府地质科科长的章鸿钊也请到北京来。同年,中国第一位赴比利时攻读地质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翁文灏转道回国,也到地质科来与章鸿钊、丁文江共事。但实际上因缺乏工作人员,基本上没有开展地质调查工作。 1913年6月,丁文江在取得张轶欧支持,并征得工商部同意的前提下,将原系管理机构的“工商部矿务司地质科”正式改名为工作机构“工商部地质调查所”,并亲自任所长。至此,中国第一个近代地质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诞生。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成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创始人。 地质调查所是当时唯一的从事地质矿产调查和科学研究的事业单位,也是中国科学界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尽管它以后隶属关系多次变动,但对外联系常冠以“中国”的头衔,即“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所以,人们习惯地称地质调查所为“中国地质调查所”。 1914年,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也改隶农商部,更名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 1915年12月30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拟扩充原有设备,组建地质调查局。1916年1月4日,经政事堂下令批准,地质调查所于2月2日正式升格为由农商部直属、实行独立核算的“地质调查局”。 地质调查局由原矿政司司长张轶欧任局长,丁文江和农商部瑞典籍顾问安特生(J.G.Andersson)为会办(副局长)。按当时奏准的《农商部地质调查局规程》规定,该局设四股一馆,即地质股、矿产股、地形股、编译股和地质矿产博物馆,定额为39人,年预算为68000元。章鸿钊、翁文灏分别任局下设地质、矿产两股股长。地质调查局的成立开创了地质调查机构由部直辖的先例。 1916年8月,新任农商总长到任后对部属机构进行裁并。10月,地质调查局恢复矿政司地质调查所之名。同年,地质调查所迁入北京西城兵马司9号。 1916年10月24日,中国第一部《地质调查所章程》出台并获得批准。章程明确规定,地质调查所隶属农商部矿政司,掌理地质矿产调查事项,下分地质、矿产和编译三股及各自的专业范围。这是中国科学机构最早的章程。从其厘定的这个所的定位及其工作内容可以看出,该所是政府部门中的学术机构与工作机构,其职能是为政府和实业部门服务的。事实上,以后的地质调查部门基本上沿用了这种职能定位。 实体研究机构的出现和职业化,结束了自由式的科学研究方式,标志着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开端,也从体制上保证了地质学者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的条件。有人评价,“地质调查所的建制过程不但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建制化的一个缩影,而且是中国近代科学建制化的代表之一。” 以后,这一机构随着政治体制的频繁更迭而数易其名。1920 年地质调查所由农商部矿政司划归农商部直辖。1930 年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又称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38年实业部与相关机构合并改组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又定名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1941年地质调查所更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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